29军军长宋哲元副佟麟阁师长赵登禹旅长何基沣副参谋长张克侠团长吉星文营长金振中等37师师长冯治安

29军军长宋哲元，副军长佟麟阁，秦德纯强硬主战、师长赵登禹以众议为依归，旅长何基沣、副参谋长张克侠，团长吉星文、营长金振中，卢沟桥战地总指挥、37师师长冯治安强硬主战。张自忠三十八师师长畏日亲日，冯治安于事变之初对守宛平的吉星文团长、金振中营长的讲话。“卢沟桥即尔等坟墓，不能退让一步。”今井武夫曾说：“抗日的策划中心，与其说在北平【宋驻北平】、天津【张驻天津】，不如说是在保定【冯的河北省主席公署驻保定】。”事变后，日本人在与冀察当局谈判时，反复提出将“反日元凶”冯治安及其37师调离北平，在制定的攻略计划中，其作战目标，亦主要针对“二十九军抗日意识最强的冯治安三十七师”，因为在他们看来，冯治安“总是被日本视为可怕的人物”。从这些支离破碎的资料中，我们不难想象出冯治安在当时的对日态度是何等的强硬。

冯治安手中握有何基沣、刘自珍、吉星文、戴守义、金振中等及以下官兵，冯的手中不仅有精锐的37师，而且在宋离队后，也正是由他代宋执掌29军兵权的。

实际上秦掌握的主要是以北平市长的身份对外交涉的权力。

佟麟阁是地地道道的老西北军，而且是冯玉祥手下第二层十三太保之一，其治军、打仗的功夫都不差，人品也好，与宋的关系也不错。但没能参加29军的早期组建，而是半路（后期）加入，所以虽身为副军长，但除了军训团，佟没有更多参与军部事务，甚至连29军的核心领导层也没能进入。旧军队中的参谋长长更多体现的是一种雇佣角色，西北军中的参谋长尤其如此，因而在宋离队期间，是绝对不可能将军权交给参谋长的。143师的师长刘汝明辈份是在冯张之上的（刘也属西北军早期十三太保之一，冯张二人资历上比刘晚一层），但刘部非29军主力，也不驻在平津，而远在察哈尔，又由于西北军中的历史渊源与性格等原因，刘与宋的关系无法与冯、秦、张等相比，因此，刘不可能成为29军的代理指挥者。38师师长张自忠，其资历与冯治安差不多，38师实力亦与37师不相上下，而且，在29军成军之时，张对宋是有恩的。中原大战西北军失败后，退到晋南的残部由张学良改编为东北边防军第3军（不久改番号为第29军）。张学良最初是准备要张自忠当军长的，但张在石敬亭的劝导下，将军长一职让给了宋哲元。132师实力既差，赵登禹的资历比冯张二人还低，自然不可能了。骑兵9师实力更差，郑大章与宋的关系更远，当然更不可能了。冀北保安司令石友三也是隶属于宋哲元的，而且论资排辈（西北军很讲这个），石友三和佟麟阁、刘汝明一样，属于西北军第二层十三太保，但此时的石友三已如丧家之犬，宋给他一口饭吃就不错了。冯的资历低于刘汝明，高于赵登禹，略高于等于张自忠，远低于宋。冯与宋之间没有像张与宋之间那样的人情债务，而且冯在西北军中属于宋的嫡系，所以宋对冯的指使更显泰然与无忌。而且冯又是一个对上奉命唯谨的人，又是一个毫无政治野心的人，又是一个与谁相处都合得来的人，又是一个练兵打仗还有一套的人，所以把军队交给这样的人自然也就是宋最放心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宋每每不方便表态时，冯都能秉承宋的意旨，达成目的，比如冯出面威胁庞炳勋、逼走何应钦等。

答：1．十六混成旅时期，张任学兵营第2连连长时，冯是学兵营的营长兼第1连连长；2．二次北伐时期，张任28师师长时，冯是14军的军长；3．中原大战时期，张任26师师长时，冯是26师所属的11军的军长。

刘汝明在回忆录中，也曾说到，“29军的副军长虽自秦德纯绍文任北平市长以后就换了佟捷三，可是军长的公事多由冯治安仰之代看，所以仰之等于代理着军长。”

宋兼任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委员长，这是个华北土皇帝的角色，秦兼任北平市长，张兼任天津市长，冯兼任河北省主席。29军刚到冀察平津时，河北省和平津两市的行政长官分别是宋哲元、秦德纯和萧振瀛。

代军长指挥的冯治安能否调动得了张自忠的38师、刘汝明的143师，驻守京畿要地的37师，他是可以独断专行的，赵登禹的132师，是要听招呼的。

同为师长的刘汝明、赵登禹也是有强烈的抗日热情的，但刘的143师远在察哈尔，整个事变中该师并未参加；赵的132师则驻于冀中，仅有部分在事变中调来平郊。

37师驻守在包括卢沟桥在内的平保之间，其所辖陈春荣第109旅、张凌云独立25旅驻保定，何基沣第110旅分防于西苑、八宝山、卢沟桥和长辛店一带，刘自珍第111旅驻北平城内。冯的37师师部驻北平的西苑，其兼任的河北省主席公署则在保定。

110旅219团3营就布防于卢沟桥畔。该营实力远超当时任何一个步兵营，计辖有步兵连4个，轻迫击炮连1个，重迫击炮连1个，重机枪连1个，全营达1400余人。事变时最先与日寇冲突的，就是该营。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举报。